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为荀氏之学者，调和而文饰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
鹿善继的《四书说约·上孟卷之三·滕文公为章》指出：‘道一而已矣，寸铁杀人的本领。知尧、舜之可为，则其于性善也，信之益笃，而守之益固矣。朱子以为皆渊之言，是也。文王虽大圣，而事事皆可学而为之，不必别师古圣，则此言容或有之。滕南与楚邻，苟有事于楚，一举足则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余里过宋都乎？过宋都者，以孟子在焉。
阎谓一举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盖凡为异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恶之说，是其正宗。[19]段先生提出的《礼经》《春秋》学术同源礼与《春秋》相为用的说法，可谓深得《春秋》与礼相通之旨，诚为不刊之论。
这类著述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春秋》礼义大宗地位的认同。二是这条太史公曰之前，刚刚转述过太史公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接下来又是太史公与梁人壶遂的对话。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
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四、从《春秋五礼例宗》等著述看《春秋》的礼义大宗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有鉴于《春秋》记述的内容多与礼义相关，因而在学术史上出现了一类将《春秋》经的内容按吉、凶、军、宾、嘉五礼分类编排并进行研究的著述。
春秋时期天下大乱，社会严重失序。4条太史公曰中的太史公是指司马谈还是指司马迁呢?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第一条太史公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春秋》经与传二者可谓相为表里，不可分离。
《春秋》之大义亦不外是矣。笔者认为友人怀疑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出于司马谈是有一定道理的。理由如下：一是这条太史公曰文字之首有余闻董生曰云云，因此后面这段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可能也是太史公闻之于董生(仲舒)。而孔子作《春秋》更是把礼作为时代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社会人事。
[5]3297-3298关于这段文字的作者(或曰出自谁之口)，需要略加辩证如下：这段文字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太史公曰。《左传》使用‘礼字频率颇高。
今试观《春秋》二十二门，有一非典礼所固有者乎?毋论改元、即位、朝聘、盟会，以至征伐、丧祭、搜狩、兴作、丰凶、灾祥，无非吉、凶、军、宾、嘉五礼成数，即公行告至讨贼征乱，及司寇刑辟、刺放、赦宥，有何一非周礼中事?而《春秋》一千八百余条，栉比皆是，是非礼乎?故读《春秋》者，但据礼以定笔削，而夫子所为褒、所为贬，概可见也，此非书人书字所得溷也。或疑吴氏《春秋纂言·总例》抄自张氏《春秋五礼例宗》,但《四库全书总目》却为其辩护曰：澄非蹈袭人书者，盖大亨学派出于眉山苏氏，澄之学派兼出于金溪(陆九渊)、新安(朱熹)之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太史公司马迁谓《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中肯地揭示了《春秋》经的思想内容特色，言之成理。[22]其中所谓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应该就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著录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23]的另一个名称，二者当为同书异名。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12]在胡安国看来，《春秋》经蕴含着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因而成为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卫国无可褒贬故，因而书世子耳。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礼与《春秋》相为用，出于礼者入乎《春秋》,出于《春秋》者入乎礼者也……孔子作《春秋》以正其乱，定《礼经》以道之于正，犹《春秋》之刑德之相为用也。 注释：[1] 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197.[2]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二[M]//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2029.[3]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M]//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1704.[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15.[5]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6] 余治平.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J].衡水学院学报，2021(3):3.[7]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首[M]//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1698.[8] 班固.汉书：卷二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27.[9]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所引[M]//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1609.[10]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七[M]//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2155.[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37.[12] 胡安国.胡氏春秋传：卷首[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13]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233.[14]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M].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资料室整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5]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16] 陈戍国.论六经总以礼为本[C]//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143-144.[17] 曹元弼.礼经学：卷四[M]//续修四库全书：第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25.[18] 皮锡瑞.经学通论//皮锡瑞全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498.[19] 段熙仲.礼经十论[M]//文史：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29-30.[20] 陆跃升.《春秋》乃礼义之大宗[J].社会科学论坛，2009(6):128-131.[21] 魏衍华.《春秋》礼义之大宗解[J].孔子研究，2021(2):132-139.[22] 范晔.应劭传[M]//后汉书：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1612.[23] 班固.艺文志[M]//汉书：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1714.[24] 苏舆.精华第五[M]//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92.[25]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567.[26]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7] 张廷玉，等.明史：卷九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79.[28] 曾振宇.一准乎礼:儒家孝观念对唐律之影响[J].理论学刊，2013(4):104-111.[29] 永瑢，纪昀，等.春秋五礼例宗：提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59-460.[30] 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卷首原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60.[31] 纪昀.春秋纂言：提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35.[32] 吴澄.春秋纂言：卷首原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36.[33] 王闿运.代丰春秋例表序[M]//湘绮楼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93.[34] 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一[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3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2. 丁鼎，本名程奇立，男，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签约入驻研修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中州学刊》2023 年第 10 期 进入专题： 《春秋》 。
[16]由此可见，《春秋》《左传》诚然以礼为本。《春秋》经记事简约，微言大义，所以《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为之传解。
孔子所谓正名,也叫正名分,即按照礼的原则纠正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名分等级混乱的现象，明贵贱，别善恶，治纲纪。[21]这些学者的论述既是对《春秋》礼书性质的肯定，也是对太史公《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认同。
[17]曹元弼此说上承前述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之意，认为《春秋》深于君臣父子之义，为礼义之大宗，三《传》说经，亦皆以礼为依据。据有关文献记载，孔子也早就意识到按照礼的规则对各种身份的人进行正名的重要性。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是汉代实施独尊儒术国策后儒家经典向法律渗透的必然结果。
所以，司马迁接着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清末古文经学家曹元弼《礼经学·会通》云：《春秋》义深于君父，君父之际，圣人加焉。
刑事案件处置不当，则会妨碍礼义教化的实施。[34]毛氏所言极是，《春秋》二十二门皆属于典礼，《春秋》一书以礼为例，凡所褒贬，皆据礼以断,惩恶劝善之旨一本于礼。
因取《春秋》事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以类别记，各为总论，义例赅贯，而无诸家拘例之失。应该说，从史官被设置之日起，他们就被赋予了特定的职责。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认可《春秋》具有礼书的性质。《礼经》之大义四，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也。
门户不同，师传各异，未睹大亨之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四库馆臣在本书提要中概述本书内容和特点时说：盖礼与《春秋》本相表里，大亨是编以杜预《释例》与经相踳驳，兼不能赅尽。
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唐律疏义》的一准乎礼可以看作是对春秋决狱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孔子是反对非礼僭政的，因而他不愿意在卫出公手下为官，不久后就离开了卫国。因此，皇侃六经总以礼为本的论断与太史公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若合符节，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看作是对太史公礼义之大宗命题的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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